面对余额宝是“吸血鬼”还是创新推动者的问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是激活金融行业的鲶鱼、归集社会闲散资金促经济转型等，是舒明为余额宝“正名”的三大观点。

　　市场对余额宝的争议首先在于，是否通过协议存款提高银行负债成本，从而推高社会融资成本。

　　余额宝背后对应的是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根据此前天弘基金介绍，该款货币基金主要投资标的为同业存款，占比达80%~90%，其余则投向利率债、高等级的信用债等。

　　正是这80%~90%的资金流向银行同业存款成为争议的核心。余额宝低投资门槛吸引的投资客户则是此前银行的个人活期存款客户，而这部分客户投资的资金集合为大额资金，最后又回流银行，意味着在银行负债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负债成本也在增加，银行为保持利润增长就可能将成本转嫁给贷款端。这是余额宝质疑者的逻辑。

　　“余额宝不仅不会推高社会融资成本，相反增加了实体经济可用资金总量，为实体经济输血。”在小微金服集团看来，企业的融资成本由市场资金供需决定，而不是银行的吸储成本。余额宝出现之前，银行并未因吸储成本低而降低贷款利率。

　　余额宝引用上述报告提供的数据称，目前户均投资额仅数千元，实际上起到了归集社会闲散资金的功能，是对存量的盘活，这些闲散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后，提高了实体经济的可用资金总量。“余额宝带来的普惠金融还有利于居民财富增加，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结构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舒明表示。

　　上述报告统计称，从2013年6月推出到2014年1月31日，余额宝为投资者创造了29.6亿元的收益。

面对余额宝规模的快速增长，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红冰此前在人民大学讲座时以“心惊胆战、如履薄冰，比监管机构更加紧张和压力”，来形容这个无心插柳促成的8个月“宝宝”的发展境况。

　　市场呼吁余额宝类产品的监管，其逻辑在于，认为互联网与金融的合作是打政策监管空白的擦边球，是“野蛮生长”。

　　高红冰表示，支付宝的监管有央行2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天弘基金则有证监会基金管理办法监管，同时支付宝又获得了基金支付许可证，余额宝并非没有监管。

　　“随着规模越来越大，把这两个行业连接起来后会产生流动性、头寸等问题，可能会产生问题。”高红冰也表示，在规模短时间内涨到这么大以后，原来规则体系下不是问题的现在都有可能成为问题。

　　面对风险的质疑，小微金服集团表示：“作为市场化的投资主体，余额宝的背后是强大的专业投资团队，依靠信用分析团队，对不同的资产进行精准定价。”

      “从整个国家来看，余额宝们的发展，能有效避免资金过多流向‘两高一剩’行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最终让实体经济受益。”舒明表示。

      舒明还表示，此前，长期存在的利率管制让银行可以坐享高收益。而余额宝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垄断，但余额宝和银行也绝非“零和游戏”。